文學：醫學的荷爾蒙

 (朱玉芬攝)

和信醫院「生命故事工作坊」成果發表會隨想

藝術和人文學科為進一步理解病人的感受，以及醫學和護理上的全面意義提供了重要的分析途徑。……

文 / 鄭春鴻

人文活動為病人帶來強烈的生命觸動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最近舉辦了「生命故事工作坊」第一梯次的成果發表會。在五次的聚會中，學員經蔡素節女士帶領的團隊無微不至地指導，以及學員彼此的鼓勵，創作了20本生命故事書。工作坊堅持學員一定要親筆書寫，手工編輯自己的書，包括封面的製作。翻閱每一本生命故事令前來祝賀的親朋好友讚嘆不已，這些作者幾乎都是第一次編輯一本書，甚至第一次寫自己的故事；尤其寫自己生重病的經歷。他們讓回憶活起來，讓回憶變成力量，對於自己創造的「奇蹟」，都感到興奮無比。透過書寫，透過說自己的故事、寫自己的故事，如此人文的活動，對病人可以帶來那麼強烈的生命觸動，這在癌症醫院中，算是一項新的嘗試。

威廉•奧斯勒：人文學科是荷爾蒙

    其實，人文融入醫學，在一個世紀前已經被發現、被實踐過了，並且100年來，這樣的努力也從未停歇過，只是並沒有全面進行。

    90年前，加拿大臨床醫學大師威廉•奧斯勒(William Osler, 1849-1919)曾說過：「人文學科是荷爾蒙」。荷爾蒙(hormone)，中國大陸稱「激素」，在希臘文原意為「興奮活動」。荷爾蒙是指體內的某一細胞、腺體或者器官所產生的可以影響機體內其他細胞活動的化學物質。僅需很小劑量的荷爾蒙便可以改變細胞的新陳代謝。可以說荷爾蒙是一種從一個細胞傳遞到另一個細胞的化學傳訊者。人文學科，包括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等等，激發並幫助我們理解人類和社會的諸多方法、價值與發現。威廉•奧斯勒是一名醫師，他這句話講的，當然主要是針對人文在醫學的功能，聽起來雖仍然有些驚奇，但是卻真切而具體。

人文理解病人的感受，以及醫護的全面意義

    伊薩爾(Evan Esar)這麼消遣過醫學：「要是我們有些膽子（血肉），就可以離開這兒的嘛！躺在醫學實驗室裏的一副骷髏骨頭跟另一骷髏骨頭講話。」(If we had any guts, we’d get out of here, as one skeleton said to another in the medical laboratory.)這聽來有點毛骨悚然的話，其實是在道出許多無法被醫學理解的「冤魂」的心聲。任何人都可以理解，自古至今，病人述說的「人文語言」無法與醫師用的「醫學語言」進行充分地溝通而命如游絲，以致化作烏有的，恐怕比醫師救活的人要多得多。

    在過去的四十年中，醫學史和生命倫理學是在將人文學的原理與思維應用於醫學實踐的過程中的兩門顯要學科。時至今日，一批新的學科正在發育之中，它們試圖將醫學人文學不同的研究向度和內容整合起來：尤其是文學與醫學，尋求健康與疾病的文學敘事述，探究公共衛生、傳記和小說中的寫作實踐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異同。

    在現代公共衛生的領域，有一種日益增長而被肯定的共識：藝術和人文學科為進一步理解病人的感受，以及醫學和護理上的全面意義提供了重要的分析途徑。由實證醫學團隊(Evidence Based Working Group)發表的權威聲明也承認：「對於為病人提供最髙品質的關懷和照顧來說，瞭解實證實踐的工具是必要的。除了臨床技能之外，臨床醫師必須具備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修養，才能獲得的悲憫之心、敏感的聆聽以及廣闊的視野。」人文與健康中心應致力於探究由人文學術所產生的各種技能和態度，以人文學術在支持更好的臨床實踐中，能夠做出的觀念上和知性上的貢獻。

一生的行醫是「千與千尋」的歷程

    醫學研究的內容可以說是科學的範疇，但是醫學研究的應用對象，很顯然地，就不只是局限在科學，而涵蓋在了生命倫理當中，它是宗教哲學；也是一種藝術，而在藝術的科門裡，尤其特別是文學及戲劇最為被醫學所倚重。過去的二十年中，人們對疾病的文學敘述有極大的興趣，出版了很多文學跨醫學的研究專書。學術界諸多研究對疾病敘事中的主要趨向，進行大範圍的審視和批評，研究在這些文學作品中建構的病痛體驗的內在性，並且對其中最為成功的著作所產生的影響進行分析。

    一個醫師在他一生的行醫當中，必須面對的何止千萬人，每一位病人罹患的是不一樣的疾病，他們對人生的想望，幾乎沒有完全相同的，醫師在取得他們的信任，並且為他們解除痛苦及疾病的同時，現在人必須要對他們的心裡情狀，對他的人生觀價值觀都要有一定的理解，如果我們說，一個醫師在他一生的行醫當中，可以說是千與千尋的歷程，可以說十分恰當。

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

    宮崎駿的《神隱少女》卡通，很多人都看過，但這部片所透出的哲理，可能並不是每個人都很清楚。片中被奪走名字的「小千」可以是世間紛紜的客觀存在，可能是一千枝花，一千個夢，一千個美麗的公主，但她真正的名字「千尋」則是極具心靈化的採花、追夢、與美麗公主邂逅的難忘經歷。同樣，疾病(diseases)是依據具體病因、特別的症狀、實驗室及各種現代醫療儀器探測出來的陽性指證所作出的偏離正常（健康）態的臨床判定。而病人(suffering)則是疾病個體訴說的痛苦經歷和身心體驗。

    美學常常講「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同樣，一千個病人就有一千個感冒、一千個胃炎、一千個糖尿病，病人中的美國哲學家圖姆斯(S.Kay.Toombs)對此界定得很清楚，前者是科學，後者是現象學。圖姆斯是美國德州貝勒大學哲學系的副教授，是一位著名的生命倫理學家、醫學哲學家。她常年患有多發性硬化症，在多年的治療和病患折磨的情況下，她開始反思生命軀體、人類疾病的本質和醫學的目的，並以扎實的現象學素養與特有的慢性病體驗，寫出了《病患的意義—醫生和病人不同觀點的現象學探討》，從而成功地將現象學用於研究醫學。

你只是觀察，而我在體驗！

    美國幽默漫畫作家赫羅爾德(Don Herold, 1889-1966)說：「醫師們以為醫好了許多病人，其實是病人們只因覺得厭煩而不再來罷了。」(Doctors think a lot of patients are cured who have simply quit in disgust.)病人可以衝著醫師抱怨：「你只是觀察，而我在體驗！」，對於那些認定天下只有一個疾病的人來說，實在有些匪夷所思， 好在「千與千尋」為「病與病人」提供了難得的二元思維參照。

    不但每一位病人對人生的想望都不一樣，病人遇到的每一位醫師，面對疾病以及面對病人的需求，他的心情和做法也都不一樣，已經過世的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前榮譽院長宋瑞樓教授，經常說的一句話，他說，在台灣，一個醫院有多少科，就有多少醫院；一個科有多少醫師，就有多少科。他的意思是指台灣的醫院橫的聯繫不好，醫師我行我素，多科整合的成效不彰。

    可見「千與千尋」的「千」，只得不是只有千千萬萬的病人，還包括千千萬萬的醫師，這無限多的病人和無限多的醫師搭配起來，一個病人正巧碰上一個醫師，機率可以說是小之又小。因此當我們找到一位自己信得過的醫師，願意無私地奉獻照顧你的醫師，彼此的情誼多麼的珍貴啊！

對醫學的「大廈」進行「人文修補」

    在歷經150年的學科專業化發展之後，「交叉學科」、「跨學科」這一新概念開始浮現，並延續至20世紀末期。當然醫學人文也是這種大潮流的一部分；醫學離「以病人為中心」的實踐愈遠，它離關於治療和治癒的健康觀念就愈遠。事實上，無論是20世紀70年代醫學與文學浮出水面，還是到80年代醫學院校開始邀約一些人文學者授課，都可以被視作師生對於醫學課程被日益膨脹的科學知識所湮沒的憂慮；人文學者迫不及待地對醫學的「大廈」進行「人文修補」，包括對科學知識尚未介入領域的拓展；倘若不這樣的話，他們或將面臨被邊緣化的厄運。

 醫護人員的生命寫作彌足珍貴

    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身兼醫師的文學家，他們寫了很多的作品，在醫學史或在文學史上，都留給後世有很多參考的價值，近年來，這樣願意在自己行醫的過程當中，反省自己實踐醫業的本質，以及自己和病人之間的關係寫成故事，這樣的醫師似乎越來越少了。事實上，醫師和護士這樣近距離和病人相處的職業非常特殊，他們天天看到人類對抗疾病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各種喜怒哀樂，如果他們能夠用文字或其他的工具把所見所聞記錄下來，那將是非常奇特而且值得珍惜的文獻。

    1896-1966年，英國殖民地護理協會招募了8500名護士，其中許多人在當時寫信回家或者後來撰寫回憶錄描述她們當時在國外駐地的居留和工作情況。一項研究檢視英國護士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晚期在國外工作的各項活動，通過分析她們的信件、照片和有關她們工作和經歷的影片，這項研究橫穿護理學、殖民史、性別和文學研究等諸多領域，並把它們融會和交叉在一起。將殖民地的護士們視為旅行作家和帝國代理人，不僅是把她們置於帝國的歷史語境之下進行透視，同時也是把她們放在生命寫作和視覺研究的境遇之中來考量。

過街：文學與醫學的「擺渡」

    簡•舒爾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教授在<過街：文學與醫學的「擺渡」：一個新興研究領域的西方視角>一文中指出：「穿過我那位於人文學皖(School of Liberal Arts)的辦公室前面的一條大街便是印第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IU)醫學校區，它擁有三個大型醫院，一所癌症研究中心，眾多診所，一所護理學院以及醫學院—每年招收約900名學生，它是美國第二大醫學博士培養中心。當然，「更大」未必「更好」，但我此處目的並非做出評估，而是細品校園裡人文學者與醫師之間的頗為引人注意的一句話。當人文 學院的同事們遇到有關醫學的問題時，他們喊道「過街吧！」(「Crossing the street!」)。同樣地，當醫學中心的雇員們遇到英語、哲學抑或歷史的問題時，他們同樣會說「過街吧！」因此在那被一條大街劈作兩半的印第安那大學，援引這一短語便是表達跨學科交流的意願。人文學者穿過街道是為了使用醫學圖書館和向從事教學工作的醫師請教醫學課程的問題。醫師們穿過街道則是為了幫助文科院系的教師團隊安排討論課，並對課程安排提出建議，以對醫學生更有裨益。在生命倫理學或其他專業的醫學人文領域的研究生論文答辯時，來自校園兩側的學者穿過街道，聚集一堂。

    相較於上述的印地安那大學醫學院，文學和醫學的工作者，都能虛心地過街向不同領域的研究者諮詢學習，現在的醫師護理師，有心從文學及其他人文學上取經的，似乎越來越少。醫院裡的心理師、社工師、宗教師，甚至精神科醫師，似乎只是聊備一格，在現在的醫療保險制度下，這些在醫療以外的服務，有很多是保險制度沒有給付的，醫院配備這樣的員額的專家本來就不多，他們花在每一個需要他們協助的病人身上的時間，可想而知也不過蜻蜓點水，現在醫院就像是醫療的工廠，在快進快出的制度設計下，處理疾病變成儀式，關心病人的心情和心靈的工作，多半也不過是應付評鑑的考察而設的。

「過街」的人文學者人數比醫師要多

  「過街」是醫學與人文學科橫斷性的絕妙隱喻。在過去三十年裡，醫學的人文研究日益注重診斷文本和疾病敘事。從人文到醫學、再從醫學到人文的觀念融合讓醫學和文學的課程都得到改變，這就使得醫學教師將文學和文學的方法引入課堂不僅成為可能，而且成為一種需求，旨在培養更富人文精神、更富道德情操的醫師。今日的印第安那大學，「過街」的人文學者人數比醫師要多—不過醫學院中的情形正好相反，醫師的數量是1500人，而人文學者僅150人。那麼，為何為數更多的人文學者要去醫學校區，而不是相反呢？這告訴我們關於日益興盛的醫學人文學科什麼資訊呢？從更一般的意義上說，這種人文學者的交流現象反映了西方什麼樣的構建知識方式呢？

    首先，我想從專業的視角談談文學與醫學這一學術領域的發展境況。接下來我想闡述該領域是如何演化成醫學教育者的教學手段。文學的研究是因為對於醫學教育者有用才被賦予文化價值的嗎？抑或是其本身的效用使文學成為醫學專業教育的修復工具，或者更進一步說，文學是社會的修復工具嗎？

分離的專業在一開始通常呈現「綜合」狀態

    法國著名的作家尚福爾(Nicholas Chamfort, 1741-1794)說：「被忽視的感冒所構成的威脅對醫生來說，正如地獄所構成的威脅之對牧師—都是一座金礦。」(The threat of a neglected cold is for doctors what the threat of purgatory is for priests , a gold mine.)現代學科，尤其是現代醫學，一個心臟可以分成10個科；一個腦，也可以分成10個科。科學哲學家斯蒂夫•福勒曾經不無諷刺地說道：「現代學科之間所存在的真空領域源於西方大學學科建制化的成功。」

    西方學術演進的歷史或許對於理解文學與醫學作為研究領域的進化歷程有所借鑒。在20世紀後期，人們對於交叉學科的熱衷使被視為原本狹隘的學術視野正日益拓寬。在啟蒙運動之前，人們對於知識的追求體現的是一種學科綜合的特點，這就構成了「用於解釋萬物的世界圖景」。從道德和自然哲學的角度來理解世界，換句話說，提供了組織知識的更廣闊的範本，並不局限於自然界中可經驗感知的知識。福勒設想是「今日分離的專業在創始通常呈現綜合狀態，因為社會運動渴望表達人生萬象和主張，而非簡單地行使看守者的職責。」

     醫學的源頭本來就是綜合性的

    其實，醫學的源頭本來就是綜合性的。最早，「四體液」理論的關注，反映出醫學被道德哲學和自然哲學所主宰，因為身體受情緒（道德哲學範疇）和身體信號（自然哲學範疇）所控制。在19世紀，文學、歷史、哲學和藝術成為道德哲學的專業化領域，然而自然哲學成為受科學方支配的領域—也就是今日所見的生物、地質學、化學、物理、天文等。

    的確，歐洲和美國的學者們在達爾文和斯賓塞的啟發之下開始關注人類社會，他們開啟了被現代人所謂的「社會科學」（區別於人文學科）的東西。科學方法的價值和它所標榜的客觀性在近三個世紀以來不斷膨脹。

    20世紀醫療技術的長足發展使得科學的醫學確認了其在知識王國中的地位，但醫學與科學的聯姻並未給醫學帶來新的氣象。直到數十年前，我們才開始認識到對於科學的迷信與方法的過度運用讓我們失去很多：醫學背離了它的人道和仁愛的本源。